华南师大文学院回应“学生须手抄毕业论文”：是一直以来的要求

法律体系形成后，国家立法机关和有法规、规章制定权的人民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完善和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上来，如修改了兵役法、居民身份证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重要法律。

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问题为中心，以解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问题为己任，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在人的联合中，结成了形形色色的团体，国家共同体因自足性与互助性成为最高的、最权威的团体。

笔者认为，当代宪法学必须扩大宪法的历史视域，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将目前能够把握的各种宪法现象纳人宪法学视域，以对现有的宪法理论与研究范式做出修正。在四个坚持的基础上，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如健全各级人大的组织制度，完善人大议事制度，提高代表综合素质与参政议政能力等。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学者有没有促进政治生活达至理想生活的使命。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决定了这些政治制度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并构成一定的政治制度体系。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承认肯定，最后到积极促进的发展历程

变更食品卫生管理员时，同样必须申报。该办法将其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按照餐饮服务单位的规模分别配置不同级别的专职、兼职食安员。[15]从逻辑上看，将该自然段的内容如此区分亦不无道理。

社会主义国家所应该做到的就是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效的实现这个目的。但是由于它往往是被压迫民族在特殊历史境遇下提出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又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行政机关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仍具有或大或小的裁量空间。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国家根本任务条款具有复杂的内部构成，意识形态是其特有的组成部分。

[32] 纽曼不仅认为公共利益具有开放性，而且还认为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应该承担的任务。我国宪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

国家根本任务虽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宪法规定，但是其中包含的价值诉求仍然是比较清楚的，这些规定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负有履行义务的国家机关在这些问题上并不具有可以任意形成意志的空间。德国的司法实践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国家任务（国家机关的职责）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关联性。其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是在具体化保障基本权利与权力制约的宪政基本原理中体现出来的。根据福利国家原则，结合《基本法》第1条第1款与第2条第2款第1句，个人拥有获得最低物质生活保障的请求权。

[9]现行宪法对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是基于对本国所处的历史相位作出的正确判断之上的，即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上表述可概括为国家根本任务。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家根本任务实践样态开始向各项国家与社会发展目标均衡与协调发展的要求转变。[17]首先，人民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高度政治性。

无论在实在法的制定上还是在实在法的适用方面，权力、权利以及人类的共存性关系（公共利益）这三种要素总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宪法学如果还算得上一门具有实践品性的学问的话，它就必须在揭示这三种规范之间的内在联系方面不断地作出智识努力。德国宪法序言只是标明了德国人民的制宪权以及和平主义原理，但是在正文第一条里规定了保障以人的尊严为核心的人权乃是一切公权力的责任。

[20] 许章润：《国家目的与法律宗旨》，《法制日报》，2006年3月27日第八版。[42] 参见李艳芳：《环境权若干问题探究》，《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

译文根据德文原文作了调整。行政机关在性质上是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中既有对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具体决定的执行，也包括对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执行。[11]张知本在其代表作《论宪法》一书中将国家目的概括为以下四种：1、维持国家生存。[41]就我国宪法而言，关于从宪法总纲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是否可以推导出公民的环境权，目前学说上亦存在着争论。笔者认为，余下的四个条款放在《总纲》里不恰当，其中第二十七条关于国家机关与工作人员的规定调整到第三章的第一个条款（在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之前）比较合适。具体地说，我国的国家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关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内容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则是国家任务的规定，国家任务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途径或方式。

第三十一条并入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规定中较为协调。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必然蕴含着对国家根本任务的法效力以及其效力表现形式的不同认识。

林来梵：《芦部宪法学是这样的体系》，芦部信喜《宪法》译者序。[43] 罗伯特·阿列克西认为，环境权具有复合的内在结构，它包括禁止国家破坏环境的权利（防御性权利）。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我国前三部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在规范内涵与规范目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它们均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确认为最为重要的公共利益，国家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破坏公共财产。因此，虽然宪法序言中的国家根本任务规定尚难以作为公民向法院寻求法律救济的直接规范依据，但其作为客观法，对法院的拘束力则是毋庸置疑的。

该宪法在第二编《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中规定了大量的国家任务条款，显示国家在实现公共利益方面极其广泛的责任。只要有国家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就存在。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不作如此细致的划分，而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的所有的规范性语句理解为是对国家根本任务的表述也是适切的，因为相对于国家根本任务或国家目标而言，国家目的则是更为根本的问题。[20]问题在于，究竟有没有一种体现人类理性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目的？一般而言，虽然中西方在文化上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是从实定法上看，现代各国法秩序以人为最终的关怀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21] 在我国学界素有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提法。[18]即便是将人民的概念放入整个宪法秩序内进行体系化解释以限缩其政治性意涵，[19]也很难说明所谓服务是何含义，因为它可以容受不同的、存在着重大分歧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

该条以人民利益为指向固然值得赞许，倘若再置入与立宪主义相契合的军队国家化以及军人不干政等规范内涵，其公共利益品性将会更为完备。行政机关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国家根本任务的贯彻质量。

国家根本任务是建立在充分的政治讨论以及深刻的政治远见的基础上的。参见陈新民：《宪法学释论》（修正五版），陈新民发行，三民总经销，中华民国九十四年版，第900页。

《李鹏在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2月04日第一版。当然，对国家根本任务宪法化持完全否认的观点也不足取，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7]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规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起国家来说，在宪法中以国家根本任务的形式合理地确定国家未来的发展纲要并非是多余之举。如果从体系化的角度看，不仅两个坚持在国家根本任务的内部结构中只具有手段性质的相对重要性，而且即便是整体性的富强、民主、文明目标，在整部宪法中也要受到更高价值的统辖。不过，其中第二十三条关于知识分子的规定在这个规范群中显得有些突兀，这个条款反映了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其产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在性质上很难称得上是公共利益条款，而且该条款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平等原则之间亦存在不容忽视的紧张关系。

就内在逻辑脉络而言，诚如许崇德教授所言，第十段、第十一段和第十二段都是作为实现国家总任务的三个必要的保证条件来设置的。我国宪法文本虽然没有直接表述国家目的是什么，但是沿着体系化的思考路径，我们也会将实定宪法中的某些在文脉上尚不连贯的片段锻接起来，形成一个关于国家目的的哪怕尚不完整的图像。

[13]这种分歧也许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即便是认为国家目的只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学者也认识到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以及促进公共福祉的重大意义。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342页。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一）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基本权利的享有主体是普遍意义上 人，是具有独立人格、自律的、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可辨识的个体。